我国是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单一制国家，在国家结构上采取单一制形式。

宪政 本文要探讨的是民初宪法争衡中各派政治势力对于行政专权的安排。梁启超认为此法不妥当。

二、《临时约法》与行政专权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相继独立，继而联合组建南京临时政府。作者简介：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政治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在清帝逊位前一天的2月11日，袁世凯致电南京临时政府称：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29] 姚案的审判过程以及袁世凯的特赦基本符合程序,有瑕疵的部分反而在于陈其美等革命党人的干预。1914年5月1日，袁世凯公布的《对于增修约法之意见》指出：夫以吾国领土之广，人民之众，国家之财政，人民之生计，复日趋于贫穷。

为国际战争或勘定内乱及其他非常事变，显然比保持公安，捍御灾变，倘有急需更为清晰。故可以谋国民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何为国会委员会？根据《天坛宪法草案》第51至54条，国会委员会由两院各选20名委员组成，在国会闭会之后，代行国会职权。

因此，行政机关具有自由裁量权，对于社会的自我保护是非常必要的。紧急命令权本为典型的行政专权，由国会委员会来作事先审查，就相当于使国会委员会成为实际上的行政机关，于是行政权的统一性实际上被两个对立的党派所分割，这对于行政效率的伤害当然是巨大的。至于对南方宣战，林肯也没有事先经过国会的同意。这就给了大总统相当大的空间来处理国内突发事项。

《临时约法》通过不久， 1912年3, 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后，当即发布大赦令：凡自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初十日以前，我国民不幸而罹于罪者，除真正人命及强盗外，无论轻罪重罪，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者，皆除免之。林肯在南方若干州终止了人身保护令的适用，这本身明显是违宪的。

就总统的赦免权力而言，梁启超排除了大赦权力，而在剩下的方面也基本排除了国会的参与。大赦令的例外是真正人命及强盗，对这两类罪行，只能采取特赦。由于社会事务的多变与难以预测性，一个政治共同体为自身设定的常规法律规则，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有利于其自身的存续与发展。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26]之所以如此，跟南京方面对袁世凯所怀有的善意期待有关。但是如何处理这种必要而危险的权力，对每个宪政体系来说，都是一个难题。宪政 本文要探讨的是民初宪法争衡中各派政治势力对于行政专权的安排。梁启超认为此法不妥当。

二、《临时约法》与行政专权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相继独立，继而联合组建南京临时政府。作者简介：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政治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

在清帝逊位前一天的2月11日，袁世凯致电南京临时政府称：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29] 姚案的审判过程以及袁世凯的特赦基本符合程序,有瑕疵的部分反而在于陈其美等革命党人的干预。

1914年5月1日，袁世凯公布的《对于增修约法之意见》指出：夫以吾国领土之广，人民之众，国家之财政，人民之生计，复日趋于贫穷。为国际战争或勘定内乱及其他非常事变，显然比保持公安，捍御灾变，倘有急需更为清晰。故可以谋国民大多数之最大幸福。最后，自从晚清以来，尤其是废除科举制度以来，中国的政治精英出现了高度分化。[64] 迄今为止的分析可能引起的一个方法论质疑是,如果以宪法文本作为依据,中国当下的宪法可以说比《天坛宪法草案》更具有议会中心主义色彩,有许多典型的行政专权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的,比如说,现行宪法第62条规定全国人大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第68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决定特赦;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如果遇到国家遭受武装侵犯或者必须履行国际间共同防止侵略的条约的情况,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一、行政专权的基本原理 英语中对行政权的最早命名是executive，即执行权。

[56]袁世凯要求宪法的制定必须符合国家的传统与国民心理，而不能反其道而背之。[63] 参见注25,第163-164页。

由于国际环境的压力，不同派别的政治精英在应给予行政机关较大的外交自由裁量权上达成了一定共识，但对总统的赦免权力进行制约的程度不一，在紧急命令权与紧急财政处分权等问题上更是形成了尖锐对立。[23]这两条共同构成了《临时约法》下的紧急状态法的基础：即便是在紧急状态下，也只能以法律来限制公民权利，而一切行政命令必须以法律或法律委任为前提。

盖外交之事，瞬息千变，最贵敏捷，及秘密。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内部讨论，基本上还是按照党派划分阵营。

但从之后制定的《临时约法》的具体内容来看，还不能说是建立了一个纯粹的议会制政体，而是总统制与议会制的某种混合。《约法》实行总统制，其第14条明确规定：大总统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因此，尽管《天坛宪法草案》中规定了紧急命令权，但其具体程序则完全取消了其紧急性。[44] 表3 《天坛宪法草案》中与行政专权相关的规定 从表面上来看，《天坛宪法草案》相比于国民党最初的宪法主张，似乎对袁世凯作了一些让步，比如给予大总统以紧急命令权

[8]杨景宇：《宪法和宪法的修改》，载《中国人大新闻》，2003年11月3日。[6] 牟宪魁：《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的关系》，载《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5期。

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成果。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综合考虑人民根本利益、现阶段公众共同利益和不同群体特殊利益的关系。

习总书记2013年11月24日至28日在山东调研时指出，要准确、有序、协调推进改革，特别是该得到法律授权的不要超前推进。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

  三、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从宪法与民主的关系看，宪法确立民主的国家制度，有了民主，法治国家才得以建立。所谓依法执政，是指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框架下介入、影响和领导国家政权及其运作。对国家而言，宪法是保证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法。

[3]Gerry Stoker, Governance as Theory: Five Proposition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No 155, March 1998 [4]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杨伟民：详解十八届三中全会亮点：《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权威访谈?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载《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5日。宪法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在国家中的地位，而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实质上就是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8]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提供最高的根本规范，坚持依宪执政，才能抓住执政的根本。

行政机关执法不仅要维护社会秩序，更要切实增进公共利益和人民权益。  注释: [1]近年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不再将宪法列为法律部门，而是将宪法相关法列为法律部门，足见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统帅地位。

所谓国家治理，就是根据宪法的规定和精神，在党的领导下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法治国家，保证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坚持党的领导，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